段义清楚地记得40多年前看村里老人们用刀在漆树上采漆的场景，只是那时他不清楚树上流出来的那些液体究竟有什么作用，更不知道它们对于自己的家乡——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有着怎样的意义。如今，52岁的段义是大方县文化遗产管理局局长，大方漆器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成了他日常工作的重点，缘于大方漆器制作技艺在2008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大方彝族漆器髹饰技艺”，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大方县成功申报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并成功申报两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传承彝族漆器工艺责无旁贷

   在距大方县城约30分钟车程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内，有一家高光彝风漆器工艺制品厂，门口悬挂的“大方彝族漆器髹饰技艺传习中心”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两块牌子颇为醒目。

  彝族人高光友是县里两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期，高光友到大方漆器厂工作，认识了恩师杨少先。曾经的大方漆器制作是家族式传承，传男不传女，直到改革开放后，老手艺人才逐渐转变观念，杨少先看中了高光友的勤奋好学肯吃苦，逐渐将自己的一身本领倾囊相授。

  大方漆器一度与仁怀茅台酒和玉屏箫笛并称“贵州三宝”，其制作工艺复杂、工序繁多，从生漆收割、胎坯制作到漆器形成，全部50多道工序、80多个生产环节，都需手工完成。其中，纯大漆和皮胎是大方漆器所独有。在高光友眼里，漆器是漆的艺术，漆器设计要求材料、造型、装饰三者统一，首先要突出漆质本身的自然美，即以造型单纯、装饰简洁来突出漆质的美。“黑、红、黄三种颜色是彝族漆器的典型特点。”高光友说。

  据高光友回忆，大方漆器厂在进入新世纪后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大潮，生产和经营逐渐变得艰难，2004年前后，工厂停产，技师和工人外流，有的单干，有的合作办起小作坊。“当时做漆器待遇低，加上工艺复杂，做一件成品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年轻人对此基本不感兴趣，宁愿选择外出务工。”高光友说，古老工艺需要传承和发展的念头支撑他坚持了下来，一直留在大方进行漆器的研发创作和生产。“大方漆器是彝族文化的一种体现形式，是彝族的文化财富。我是彝族人，传承和保护彝族漆器制作工艺责无旁贷。”高光友说。

  高光友的儿子高俊今年28岁，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父亲身边，他告诉记者，目前工厂订单化生产，效益还不错，去年年销售额120万元，主要订单来自福建、广东  广州。记者到访这一天，生产车间除了传统产品之外，工人们正在赶制一个2000只手镯的订单，每个手镯的市场价达400多元。

   漆器行业发展的困难与应对

  顺德路是大方县一条古色古香的街道。“几年前漆器生意红火的时候，这条街有大小几十家店铺卖漆器，县里制作漆器的厂家也有近百家。但如今只有不到10家企业还在制作生产，街上卖漆器的店铺也少了很多。”段义告诉记者，2012年，大方县漆器产值在1200万元左右，到了2014年，漆器产值不足400万元，从业者也从几百人锐减到100人左右。对于这种变化，段义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产业扶持资金有限，产业发展缺乏持续动力;产品设计理念较落后，生产效率低、生产利润下降;行业人才青黄不接。

  作为新生代的漆器工艺传承者，高俊对此深有感触：“随着国家和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大方漆器的传承保护已初见成效。目前我们不愁销路，愁的是资金和人才，最需要懂市场的人才，因为手工艺品与市场接轨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是手工艺人本身无法解决的。”

  吴倩曾经也是国营漆器厂画师，漆器厂解散后她在顺德路上开了个旅游纪念品小店，店内商品90%是漆器制品。由于店面挨着奢香博物馆，吴倩的生意还不错，几年前旅游旺季时，每天能有7000元左右的盈利。“但近两年，有些来自浙江、福建的商人发现了漆器潜在的商机，把很多不是大方产的漆器带到这里，搅乱了市场。”吴倩说，那些漆器虽然做工和质量不如大方漆器，但有低价优势，她希望像高光友这样的本土手艺人能在“防伪”上多下功夫。

  如何使大方漆器突出地域特色、强化品牌意识，如何在保护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工艺美术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段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们得为传统手艺人保驾护航，要让大方漆器成为贵州的文化名片，让外界能通过大方漆器了解、认识民族传统工艺和彝族文化。”段义说。

  据介绍，目前大方县文化遗产管理局正在牵头制定大方漆器行业标准，积极申报大方漆器地理保护标识，还定期开办彝族漆器髹饰技艺传承人培训班，聘请老艺人以传、帮、带方式将传统的操作技法传授给年青一代，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并对大方漆器技艺经验进行收集整理。同时，大方县出台《漆器产品市场规范管理办法》，正通过增大投入，以园区形式对作坊式分散的生产经营进行集群化布局，切实有效地推进大方漆器的传承、保护、发展和利用。